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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引用 晚清民国有多少明星吸毒:那时吸毒是家常便饭?   

2015-03-15 13:00:13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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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本文摘自《文史博览》2014年第11期,作者:廖保平,原题为:《晚清民国:一部明星史半部吸毒史》

  明星吸毒屡现,公众颇为震惊。但只要翻翻近代史,会发现伶人吸毒(抽鸦片)那是家常便饭。所以有人说,“一部演员史就是半部鸦片史”。

  晚清民国最瞩目的伶人非京剧伶人莫属。京剧原是地方戏曲,漂进京城,经一代代大师的努力,日趋成熟并繁荣兴盛,成为晚清民国非常时兴的文化形式和消遣方式,与同时代的其他艺术门类相比,处于绝对优势,出现了“四大须生”“四大名旦”“四小名旦”等名角,且流派纷呈,有余派、言派、马派、梅派、尚派、荀派、麒派等等。

  与此一并时兴的另一件事是吸鸦片。上至仕宦文人,下至引车卖浆者,都有抽大烟的。京剧伶人抽大烟更是普遍,已成梨园陋习。老一辈的如程长庚、徐小香、张二奎、余三胜、谭鑫培、汪笑侬等都是老烟枪,晚辈一点的如裘桂仙、谭小培、杨小楼、余叔岩、高庆奎等也是瘾君子,更晚的如张春彦、马连良、孙毓堃(kūn)、谭富英、高盛麟、裘盛戎等,各自都有一部吸毒史。

  文史作家徐穆云在《梨园外纪》中说,梨园名伶中烟瘾最大者是汪笑侬,每天要抽烟膏二两。他每天起床前,形同死人,姨太太口含大烟,对着他的脸喷烟若干口,才能“活”过来,稍作蠕动。然后灌他喝些参汤,再把烧好的烟枪杵进其嘴里,汪闭着眼抽十数口后,才能慢慢睁眼讲话,穿衣下床。洗漱完之后,又躺下点烟,这叫正式开抽,抽上十来筒,才吃早点。这起床的功夫就得花一个多小时。各戏园都知道他这毛病,所以每逢演戏的时候,都要先给他的姨太太一些钱,唯恐其不愿尽心服侍或催促汪老板早点到后台来。

  谭鑫培是个唱念做打俱佳的大师,抽大烟也堪称“大师”,不吃不喝都可以,不让抽鸦片可不行。当时清廷雷厉风行地禁吸鸦片,王公贵族都不敢顶风而上,谭老板也不敢明着抽了,可是不抽之后,整个人就散了架似的没精气神,哪里还唱得了戏?

晚清民国有多少明星吸毒:那时吸毒是家常便饭?
谭派老生创始者谭鑫培,曾获慈禧太后特许抽鸦片烟。

  偏偏慈禧太后是个戏迷,《清朝秘史》讲到,端阳佳节,太后高兴,赐宴颐和园,命人召谭鑫培等一班名角入宫唱戏,一时杨小楼等名角都到了,只有谭鑫培未到。民政部尚书、肃亲王善耆亲自前往谭府探究原因,谭鑫培道出苦衷:“现在明诏禁烟,王爷们都在戒烟,我是有瘾的人,不吸足乌烟,再不能够唱戏。”善耆回奏太后,太后笑道:“我当是什么?原来不过为了吸烟的事,那又碍什么,叫他尽管入宫抽吸就是了,只要他戏唱得好,我还派两个太监替他装烟呢!”善耆告知谭鑫培,谭老板大喜过望。从此后烟禁虽严,谭鑫培奉旨吸烟,再没有人敢来查禁了。为了自己一点偏好,将国法当儿戏,这禁烟注定是失败的。

  如果说谭鑫培“奉旨吸烟”是一件显荣的事,那么名伶马连良为了鸦片而“奉旨唱戏”则被时人视为耻辱。

  1942 年,伪满洲国成立十周年,伪总理大臣特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派遣演艺界前往祝贺。开出的条件,除了包银,还有烟土。当时北平的烟土不好买,马连良为此而动心,也为此而前往。抗战胜利后,1946年有人检举这事,马连良遂以汉奸罪坐了班房。后经回教协会理事长白崇禧斡旋,1947年才脱了干系。人出来了,家却负了债。

  要说当时马连良并不缺钱,就在此前不久,他出手阔绰买下北京南宽街一座带花园的大状元府,轰动北平。但是,作为一个瘾君子,他还是被伪满洲国开出的烟土吸引了。这“汉奸罪”使他后半辈子背负了难以洗清的政治污点,也因之吃尽了苦头。

  老裘派花脸的创始人裘桂仙也是个老烟枪,据说长年抽烟让家里的老鼠都染上了烟瘾。有一次,裘老板带领全家长时间在外地演出,家里顶棚的老鼠因无鸦片烟熏养,纷纷坠地而亡。这固然不可信,但裘桂仙的儿子裘盛戎有遗传式烟瘾,抽得厉害,未过花甲即因肺病死去,却是真的。

  跟谭鑫培学艺的余叔岩同时把抽大烟学会了。据张伯驹《红毹纪梦诗注》记录,梅兰芳曾出演于美、苏、日,得博士学位,著名京剧旦角程砚秋也曾出演于法国。有人问叔岩何不也去外国出演?叔岩曰:“吾国乃中华大国,而出演皆系男扮女装,未免少失国体。美、法、日、苏吾不再去,唯印度可商量耳。”人问为何愿去印度,叔岩曰:“印度有大土,我可过瘾也。”原来人家不去西方是怕没有鸦片可抽。

晚清民国有多少明星吸毒:那时吸毒是家常便饭?
  晚清民国伶人吸毒之事实不胜枚举,跟现在明星吸毒提神解压,寻找灵感的借口一样,伶人吸毒据说也是为了提神解压。抽大烟确实有刺激提神的作用,只是药力一过,人就瘫软如泥了。再有,唱戏的最怕嗓子出毛病,尤其害怕在舞台上嗓子出情况,那等于自砸招牌,保护嗓子是京剧伶人非常重要的事,据说鸦片能止咳止泻,伶人宁愿信其有,而不愿信其无。

  不过在笔者看来,伶人吸毒主要还是因为来钱快抽得起。清末民国人们爱听戏,京剧市场火爆,伶人挣钱相当容易,名伶挣钱速度更是让人望尘莫及。据近代著名报人汪康年记载, 汪桂芬、谭鑫培这些名角,“声价绝高”。谭鑫培除了日常在戏班中演出外,常外出走穴给人家唱堂会,一出戏价钱约50 两银子,而当时京官一品大员年俸不过180 两银子,谭老板唱三四出戏就顶一品大员一年的“工资”,足以羡煞王公大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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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到了民国仍然如此,据当时《京报》报道:戏班子收入相当高,谭鑫培第五次去上海唱堂会,一个月包银就有1万块。二三流的角色,唱一出也有10块20块,而当时北平政府的一个科员一个月也不过30块上下,教授、部长月薪350元已经是非常之高了,跟名伶相比, 乃小巫见大巫。

  而且,抽大烟还是一种身份、身价的象征。伶界有句话叫“不抽大烟,不过一千”,就是说一个名角儿要是不抽大烟,家里没有烟榻烟具,说明角儿还不够有名,生活品位还不够高,别人就不会开出超过一千块的价钱。抽大烟俨然成了名角的标配。

  伶界新人在前辈烟枪的熏陶之下,有样学样。据说当时师傅教徒弟,经常是在烟床上进行:“盖烟榻譬之课堂,烟盘犹如黑板,烟签权做教鞭,烟枪可当刀枪靶子或马鞭等使用,又口中念锣鼓时,烟签击于烟盘上,亦可代表鼓板。”那是派头十足,舒服至极的。譬如余叔岩拜谭鑫培为师,谭鑫培就是侧身倚靠在烟榻之上,用一只大烟枪给余叔岩指点。如此耳濡目染,徒弟有钱了不仿效师傅抽大烟,难;有巨大社会示范作用的名伶吞云吐雾,视之为时髦,其他阶层不竞相效尤,亦难。

  一些名伶毒瘾实在太深,新中国成立后也戒不掉,只好网开一面,特许他们吸食,伶人与毒品的关系就有这么“深厚”,对社会的影响也如此“深厚”,要求他们以身作则,禁吸毒品,也是正当之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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