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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引用 【转载】国仇已雪南迁耻——抗战时期的中国大学   

2015-09-27 09:01:31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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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转载】国仇已雪南迁耻——抗战时期的中国大学 - 水上人家 - 水上人家
  • 【转载】国仇已雪南迁耻——抗战时期的中国大学 - 水上人家 - 水上人家

八年抗战,中国大学不仅没被战火摧毁,还发展壮大,这实在是个奇迹。在大部分国土相继沦陷的状态下,为了保存“读书种子”,也为日后建国大业储备人才,不甘附逆的中国大学,在国民政府的统筹下,纷纷内迁。抗战中,大批中国大学内迁,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——保存学术实力,赓续文化命脉,培养急需人才,开拓内陆空间,更重要的是表达一种民族精神及抗战的坚强意志。

中国大学如此大规模内迁,且坚持到最后胜利,这确实是个奇迹。二战中其他国家的大学,也都面临各种危机,但唯一差可比拟的,是前苏联的诸多学校。英国的大学虽被轰炸,但未被占领;法国全境被占领,大学因而无处可迁;唯有前苏联,在卫国战争中同样存在大学内迁的现象,但因时间不长,没能像西南联大那样——不但未被战火摧毁,还在发展壮大的同时,催生出众多美好的“故事”与“传说”。

抗日战争中,于颠簸流离中弦歌不辍的,不仅是西南联大。可后人谈论“大学精神”,或者抗战中的学术文化建设,都会以西南联大为例证。作为史家,我承认此例证很有说服力;但同时我更想强调,还有很多同样可歌可泣的“大学故事”。战火纷飞中,中国大学顽强地生存、抗争、发展,其中蕴涵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精神。

抗战时期主要大学迁移图

抗战中流徙的大学,不仅只有西南联大!

西南联大、西北联大

“七七事变”后,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,组成长沙临时大学,同年10月25日开学。三校校长蒋梦麟、梅贻琦、张伯苓为常务委员,共主校务。翌年4月,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,改称西南联合大学。1946年5月,三校迁回原址,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留昆独立设院,现为云南师范大学。

“七七事变”后,北平大学、国立北平师范大学、国立北洋工学院三所院校迁往西安,组成西安临时大学。1938年春,西安临时大学迁至汉中,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。随后,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,撤销国立西北联合大学,成立西北大学、西北师范学院、西北工学院、西北医学院、西北农学院五个独立国立院校。

中山大学、中央大学

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,《南方日报》刊文为中山大学“抱屈”:“前后7年,颠沛流离,几度迁徙,三易校址。先迁云南,复迁粤北,三迁粤东仁化、连县。抗战八年,不少中国人记住了西南联大,殊不知在广东的国立中山大学,师生们在国难面前也经历着民族个人的深重磨难,在流离中坚持学术理想,在动荡里坚持抗日救亡,在历史上留下一所名校沉重而充满精神的一笔。”

1937年10月,中央大学开始迁往重庆沙坪坝。学校医学院及农学院畜牧兽医系迁成都。此外,中央大学实验中学,因两次遭敌机轰炸,已先迁出南京,10月在安徽屯溪开学。南京沦陷后,安徽形势吃紧,又迁至长沙,最后内迁至贵阳。1946年,中央大学迁回南京,现为南京大学。

河南大学、同济大学

1937年12月,河南大学撤离开封。次年3月,河南大学农学院和医学院首批迁往豫西镇平,文学院、理学院、法学院及校本部迁往鸡公山。同年10月,校长王广庆将羁留在鸡公山的文、理、法学院迁到镇平,以期在镇平安定扩充。河南大学畜牧系与西北农专、西北联大农学院组建国立西北农学院。1939年5月,河南大学迁往嵩县。医学院迁到嵩县城内,校本部及文、理、农三院均到潭头。1945年4月,河南大学西迁宝鸡附近的石羊庙、卧龙寺、姬家殿(现今的宝鸡县八鱼乡)等地暂时安居。抗战胜利后,河南大学回归开封。

1938年7月,同济大学第四次内迁到广西贺县八步镇:“这次迁校,从赣州到桂林一段,大多数同学组织了赴桂步行队,每队十一二人,坚持每天走五六十里路,充分体现了同济大学同学吃苦耐劳、共渡时艰的奋斗精神。到桂林后,沿漓江乘木船经阳朔至平乐,转程至八步,前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。”

浙江大学、武汉大学

“七七事变”后,浙大迁至天目、建德。12月底至次年1月底,浙大师生从浙江建德迁往江西吉安、泰和。1938年10月,迁往广西宜山,最后于1940年初迁至贵州遵义、湄潭。1946年秋,浙江大学迁返杭州,现为浙江大学。历时两年多的“文军长征”,行程2500多公里,最终到达贵州的遵义和湄潭。竺可桢、王淦昌、谈家桢、苏步青、谷超豪、李政道……这51名新中国的两院院士和1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都从湄潭走出,为国家建设存留了大量知识精英,更弘扬了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抗日精神。

1938年2月,国立武汉大学决定迁往四川乐山。1946年6月,武汉大学从乐山迁回武昌珞珈山,现为武汉大学。西迁乐山,是武汉大学历史上最为艰难的时期。然而,正是在这短短的8年间,武大竟然培养出了12位后来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知名院士。此间武大逐渐集聚了一批高水平学者群,如法学院的周鲠生、杨端六、刘秉麟、陶因,文学院的叶圣陶、朱光潜、陈西滢、刘永济,理学院的高尚荫、查谦、桂质廷、李国平,工学院的邵逸周、俞忽、赵师梅、涂允成、丁燮和等,可谓人才济济,极一时之盛。

厦门大学、交通大学

“在距离透支仅剩0.1的体力时,我看到了不远处一个一个的小黑点,前面立着一个小墓碑,我的终点。”

1937年7月6日,教育部任命萨本栋博士为厦大校长。次日,刚到厦大的萨本栋还没放下行李,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。随后,福建省政府拍板,迁到长汀,拨给厦大迁校经费5000元。1937年12月20日,厦大正式停课,大批图书资料和瓶瓶罐罐装箱待运,24日开始向长汀进发。1938年1月17日,学校在长汀复课,在校生数仅198人。

1938年1月,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在湖南湘潭复校。1938年3月,国立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暂行并入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。5月,学校迁往湖南湘乡杨家滩。随后,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举校再次被迫西迁。1939年,学校在贵州平越古城(今福泉市)复课。1942年1月,组建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,下设唐山工程学院和北平铁道管理学院。1944年11月,日军攻占贵州独山,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再次迁校到四川璧山办学。1946年8月,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更名为国立唐山工学院,迁返唐山原址办学,现为西南交通大学,定址成都。

抗日战争期间,国民政府对教育的态度是怎样的?

教育部的基本方针是“战时须作平时看”,课程设置略为调整,以适应战争需要,“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其主旨”[43]。1939年3月4日,蒋介石在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议上讲话,进一步明确战时教育的大政方针:“总而言之,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,切勿为应急之故而就丢却了基本。我们这一战争,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,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,复兴我们的国家。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,不仅在战时,还应当看到战后。”

校长们、教授们在想些什么?

罗家伦:当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,知识分子的责任尤为重大。范仲淹主张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必须有这种抱负,才配做知识分子。冯友兰:从表面上看,我们好像是不顾国难,躲入了“象牙之塔”。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。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。金先生的书名为《论道》,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。金先生说,要使它有中国味。那时我们想,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,也是对抗战有利的。

除了迁徙师生、图书器材,大学还迁徙什么?

1937年10月底,中央大学大部已搬迁,罗家伦到南京三牌楼农学院实习农场和职工道别。校长走后,农场职工认为畜牧场的这些美国牛、荷兰牛、澳洲牛、英国猪、美国鹅、北京鸭等都是饲养多年的良种家畜,决定把这些家畜家禽搬迁到大后方去,于是推举王酉亭为负责人,经过千辛万苦,历时一年,于1938年11月中旬到达重庆。罗家伦1941年“于重庆警报声中”撰写《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》,称:“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,由校进城,在路上遇见牠们到了,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,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绪。”

抗日战争期间在校师生有多少?

据史家称,1937年,抗战爆发前夕,全国专科以上学校(含国立、省市立、私立)108所,教员7560人,职员4290人,学生41992人;1945年,抗战胜利时,专科以上学校(含国立、省市立、私立)141所,教员11183人,职员7257人,学生83498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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